抗日战争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
一、中国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背景
今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两个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七七全民族抗战纪念活动，发表了弘扬抗战精神的重要讲话。今年还在有其它的纪念活动。明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按中国的惯例逢五或逢十开展规格高、规模大的纪念活动。今年是一般年份，中国为什么高调纪念：
1、国内因素：深化改革开放，凝聚民族力量的需要。为什么要立法。
2、国外因素：反击日本否认侵略历史和遵循国际惯例的需要。
3、周边因素：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二、国际国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评价
1、错误的观点：国内：“自动论”和“超越论”，国际：“屈原论”和“苏武论”。
2、正确的观点：“中坚论”，摒弃历史虚无主义，还历史客观原貌。
3、“亏欠论”：极速体育,极速体育直播二战，世界亏欠中国（The World’s Wartime Debt to China）
（摘自2013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中国宣称维持亚洲和平的同时，对东海和南海的水域主权表现出绝不退让的态度。这种带有挑衅的措辞，对很多观察者来说（尤其是对亚太地区中国那些心神不定的邻国们来说），是一种被压抑多年之后的爆发，这来源于北京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升的影响
力。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被人淡忘的事实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在二战期间对于同盟国战胜日本所做出的贡献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认可，也没有转换成它在亚太区的政治资本。中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是二战期间不为人知的一段伟大战争。尽管中国第一个加入同盟国，抵御轴心国的进攻，但是与1945年8月才加入太平洋战争的美国、英国、甚至苏联相比，它完全被忽略了。之后，是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冷战，中国的贡献再一次被放在一边。
20世纪初期，中国对国家完整的主权领土的渴望情绪，与日本强烈的亚洲大陆帝国主义政策发生了撞击。战争爆发于1937年7月，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和毛泽东率领的力量相对薄弱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同谱写了一篇伟大的抗日战争史诗。
中国的军事力量尽管远远比不上强大的美国和英帝国，但依然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万名中国士兵在缅甸与美军和英军并肩作战，帮助保卫连接印度腊戍和阿萨姆邦的史迪威公路。中国军队独自阻挡了80万名日本士兵。
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少1400万中国人死亡，8000万人在战争期间流离失所。中土帝国见证了累累暴行，1937年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但还有一些同样血腥但并不为人所知的暴行。1938年东部城市徐州被屠城，徐州会战失利让中国对中部地区失去了控制权；1939年对临时首都所在地重庆的地毯式轰炸，两天的空袭中有4000人死亡；幸存者的描述是“一片火海”；以及1941年摧毁共产党北方根据地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
这样的局势给当时依然贫穷、孤立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蒋介石政府的一些政策让情况更加恶化。蒋政府决定收缴农民的粮食作为军队的供给，这个政策让1942年河南省大饥荒更加严重。一位政府观察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用一个孩子只能换来几个花卷。”这样的错误举措让国民党政府显得既腐败又低效，成了美国一个令人尴尬的盟友，尽管它在抗击日本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远远超过共产党。
盟军在1945年取得胜利之后，新成立的联合国以永久性常任理事国的方式来承认中国对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但仅此而已。内战之后，蒋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毛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把击退日本侵略者的功绩据为己有。中国在战时的盟友并没有在国内宣扬它的丰功伟绩，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一段尴尬的回忆，新的共产党政权则是一个恐怖的力量。在西方看来，中国在几年时间里，从一个战时的伙伴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巨兽。
遗留到今天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亚洲地区的老对头从未达成一个类似于1945年之后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这样的组织，北约随后被欧盟所取代。美国决定把中国排除出由它主导的战后世界权力核心集团，中国和日本因此从未签订正式的和平协定。这也意味着，多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弱化了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
但是近年来，中国内部的政治开放姿态向世人展示出历史战争的新画面。蒋和毛已经作古多年，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提醒世界它与西方合作的历史。
北京为了让台湾最终回归大陆，对蒋的遗产采取了一系列示好的措施。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和学者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谈论国民党的战时贡献，无论是通过电视剧还是学术文章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杨天石的一部长篇、带有歌颂性质的蒋的自传在大陆热卖。蒋在战争期间位于重庆郊外的别墅，被设计成一个神圣的旅游胜地，其中的图片和介绍文字把他描绘成一个坚决抗击日本人的爱国者。这种大规模恢复蒋的声誉的行为在毛的时代完全不可想象。
对历史的这种修订对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在1945年率领盟军击败日本，让他有理由以今天的姿态出现在环太平洋地区，那么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为什么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不能在该地区发挥同样的影响力呢？北京正在努力兑现一张蒋介石在七十年前写下的一张地缘政治支票。
国际社会究竟亏欠中国什么？
作为遭受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和抗击日本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胜利国的中国，每次反击日本否认侵略历史，总是被国际社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或被归入中日历史问题之争，甚至被指责是在打“历史牌”，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近年来努力为中国在二战中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的贡献恢复名誉。去年10月他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二战亏欠中国》一文，从西方人的视野阐述了中国的贡献，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结束近70年，国际社会究竟亏欠中国什么？
第一、牺牲者的尊严遭到亵渎。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野蛮侵略，造成二战期间伤亡1亿多人，死亡6000多万人，仅中国伤亡高达3500多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如果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头号战犯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顶礼膜拜，是对二战期间为人类和平与自由而战的牺牲者和无辜死难者尊严的亵渎。全世界都在谴责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难道中国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责，不是在维护牺牲者和死难者的尊严以及伸张国际正义吗？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代表这些牺牲者和死难者要求加害者原谅和宽恕的权利，我们只有维护历史事实的权利，只有捍卫和平的权利，因为各参战国人民对这场战争造成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第二、战胜国的地位不被尊重。中国抗战是艰苦的，独自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决战。尽管中国参加了战时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并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但是西方一些国家却对中国战胜国的地位不予尊重，在战后对日处置包括日本的领土范围、东京审判、签订《旧金山和约》等重大事件，均由美国独自主导，中国被美国排除在外。同盟国家在战时或战争结束初期达成的共识，被美国所抛弃，“冷战”直接吞并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甚至西方一些史学家在撰写二战史时，片面强调美国和苏联的作用，出现了打败日本的“屈原论”和“苏武论”，日本右翼势力根本不屑于败于中国的长期抗战。
第三、维护和平决心不被认可。中国在二战期间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坚力量，现在和未来是维护历史事实的中坚力量和捍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然而以美国为首，日本为急先锋的一些国家却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亚及地区搞“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相互利用同盟关系，将战后捆住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绳索松绑，将中国树为“假想敌”，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这样做，客观上是捆住了中国维护和平的手脚，是在纵容日本威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领土主权遭到屡次侵犯。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同时发表《开罗宣言》。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标注：开罗会议剥夺日本侵占的领土，其领土应限定在1895年以前的状态。美国当时另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THE SPRINGFIELD UNION》也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标注：三大国领导人要求日本交出所有通过武力攫取的占领地。战后，美国好像忘记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所有内容，采取实用主义和实施地缘政治，与日本私相授受钓鱼岛，并指责中国在南海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正当行为，纵容一些国家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这是美国对在二战期间的国际承诺的背信弃义。中国坚定维护核心利益符合战时和战后的国际条约，有着深厚的国际法基础。
第五、纪念活动遭到无端猜疑。当年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国以各种形式纪念为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这已经形成国际惯例。但是，中国举行纪念活动却遭到了无端的猜疑。如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7日刊登《中国举行仪式 铭记中日战争》一文，指出7月7日中国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是北京方面反日宣传运动的一部分”。日本一些媒体更是突出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是加强对日强硬姿态。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中国尝试挖掘战争历史，并试图将其变为国际问题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对于建设和平合作的地区关系毫无益处。
外国在关注中国举办有关抗战纪念活动时，总是将中国“反日”作为显要的标题，意在证明中国是针对日本。不错，中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一是警告日本，任何企图篡改历史事实的言行必然遭到批判，一定不能得逞；二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贬低不了的，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会被任何力量削弱。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的文章发表后，习近平作了重要批示：对中国二战贡献要浓墨重笔书写，还历史之客观面貌。今后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活动也应更加隆重、规范，向国际国内传播和平。这是指导今后纪念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评价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反抗外敌入侵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雪洗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侮和宰割的耻辱，可谓民族之大荣，国家之大胜。
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有三点启示：
第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决战日本军国主义狂热思想的胜利。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最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空前团结，民族精神空前发扬，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日本军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个别中国民众和单个地方政权，而是团结起来的决心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追求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整个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团结，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抗战民族精神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的高潮，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领导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通电，号召抵抗日本侵略者。1935年8月1日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1936年12月9日，在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进一步促使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为抗战全面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最响亮、最有号召力的通电。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关键时刻，蒋介石也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喊出“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但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坚持脱离民众的军事战略——正面战场的阵地战和阻击战，虽然消灭了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但仍节节退却，大片国土沦陷。
反之，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日本侵略者所没想到和遇到的。日本国内，“为天皇而战、为大和民族而战”的军国主义思想高涨，成为日本民众认识侵略战争真面目的枷锁。当极端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与正义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发生激烈碰撞和交锋，最终的结果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智战胜了疯狂。从这一点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胜利。
第二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剥夺日本殖民统治完成国家统一的胜利。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在半个世纪中，台湾同胞从没停止过反抗斗争。从1895年至20世纪初，台湾同胞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斗争，“三年一小战，五年一大战”，涌现了一批如简大狮、余清芳、罗福星等烈士。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武装起义的领袖。1899年回大陆被清政府拘捕，后被引渡到台湾惨遭杀害。他在厦门曾愤怒地指出：“我是台湾清国之民，聚众万人，反抗日本。日本人视我为土匪，清国应当视我为义民。我生为清国之民，死当清国之鬼。交给日本，我死不瞑目。”反割台武装斗争失败后，台湾同胞又掀起了非武装抗日运动，反抗日本的皇民化殖民统治。一大批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后转道国内，与祖国大陆并肩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礼堂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发表广播演说：“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同时表示：“现在台湾已光复，我们应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
台湾同胞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台湾同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中，牺牲65万余人，他们在被清政府一纸丧权辱国的条文出卖下，仍然坚守是中国人的信念，奋起反抗，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孤悬一隅的宝岛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回祖国怀抱。这一胜利成为两岸同胞共识，也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台湾历来命运多舛。目前两岸分离，和平统一大业远未完成。尽管两岸现在交往频繁，但和平统一的基础仍需打牢，首先从抗日战争这一段历史入手。
目前，台湾当政的国民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民众也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是两岸血脉相联的纽带。
第三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打败日本迫使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胜利。
日本侵略中国野心历来已久。日本近代史上发动过十四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十次将矛头直指中国。从1874年第一次侵略台湾到1945年七十年中，日本在列强之中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财富最多，杀我同胞最多，可谓凶残至极。面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中华民族最终将其打败，迫使其在战后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日本走和平发展的胜利。
尽管战后日本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是日本人民反省侵略战争，要求政府与新中国恢复邦交，建立世代友好的关系。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国的赔偿要求，日本为中国提供ODA援助（至2005年末，日本政府对华ODA援助总额为34360亿日元，按现在比价为257.7亿元人民币）。
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所获得的红利，一是经济上的发展，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强国；二是国民得到真正的福利；三是日本的国际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战争，有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牵涉其中，人员伤亡达一亿多人，经济损失达四万亿美元。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认真总结和反思，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非常重视历史教育，一是在历史教科书中详细叙述这场战争，二是在重大纪念日举行国家规模的纪念活动，三是建立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随即发生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迅速恢复国力，开展经济建设，未能及时建立抗战类纪念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增强，才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抗战类纪念馆。当然，这其中也有日本的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未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加之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出现了否认、歪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日本新保守主义开始泛滥。当时，日本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首相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二是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极速体育,极速体育直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三是内阁中一部分阁僚否认侵略战争。
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引起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的警惕和抗议。中国一方面加强对国民的历史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建立纪念馆，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
1985年，中国政府首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地南京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7年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生地北京卢沟桥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9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建立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以上述几个较大规模的纪念馆建立为标志，中国加大了抗战类纪念馆和其它战争纪念馆的建设。据统计，中国共有抗战类纪念馆150多座，分布于20多个省市，大部分建立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
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之争
1、日本的三种历史观
日本当前的三种历史观：一种是战争受害者历史观；第二种是鼓吹侵略战争有理历史观；第三种是战争加害者历史观。（各表现形式）
2、历史成因
第一是日本媒体或官方人士的指责中国历史教育的声音舆论环境。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尤其抗战类纪念馆是“反日”教育基地的言论集中出现于2005年的日本媒体。此前日本有关方面人士来馆就2005年即将推出的展览提出了交涉，希望馆方尽可能减少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的照片。抗日战争纪念馆2005年举办的《伟大胜利》展览展出后，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对馆方展出的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一些照片提出质疑，其用意是对馆方施压。这些声音和做法误导了一般民众甚至历史学者。（举例说明）
第二是源自日本长期否认或掩盖侵华历史罪责的社会环境。笔者多次访问日本，每次都去日本的书店看看，日本右翼势力出版的著作占据了历史书中大部分，且摆在十分显眼的地方。那些正确认识历史的书籍很少，且很少有人问津。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右翼势力的历史观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逐步蚕食正确的历史观，导致进步势力越来越委缩。这种社会环境正在影响着日本社会各界，也包括日本学者。
笔者曾接待了二位参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他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后，提出希望馆方在展示日本侵华罪行照片时，尽可能减少展出带有血腥场面的照片，不要过多地刺激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防止中国的青少年参观展览后产生厌日、反日情绪，不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言下之意是中国不要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反日”教育基地。如此言论出自日本官方和媒体不奇怪，而出自于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日本学者之口，笔者还是第一次亲耳所闻，令人惊讶。
笔者一直从事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与日本学者交流较多。在此前的交流中，更多的就历史史实和历史认识等方面进行讨论，但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战类纪念馆的历史展示和历史教育表示担忧还是近年的事。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第三是日本战争受害者意识。日本有很多战争类纪念馆，其历史观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战争受害者历史观，以日本广岛和长崎原爆两个纪念馆为代表，展示的内容是日本遭受原子弹伤害的悲惨，但是从不展示日本为什么遭到如此的伤害，将战争加害者装扮成为战争受害者。这一历史观在日本占据主流，影响了大多数日本观众。第二种是鼓吹侵略战争有理历史观，以靖国神社游就馆和日本各处战争遗迹为代表，这些地方都鼓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帮助亚洲各国摆脱欧美列强欺压的所谓“正义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宣扬“殖民有功论”的历史观。第三种是战争加害者历史观，以日本立命馆大学和平纪念馆与冲绳和平纪念馆为代表，他们能正确地反映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责，呼吁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历史观在日本的战争类纪念馆却极少，与前二类历史观产生的影响也很微小。
第四是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方法是从小处和细节入手，注重描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这种研究方式有可取之处，但是只关注细节，不关注历史事件的性质，只能说是微观研究，没有宏观研究，影响了其对历史事件的整体认识。（举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2011年3月访问日本时与前原诚司及垂秀夫等人的交谈）
尽管两国间由于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和传承历史的方法不同，各个层次的历史认识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对于学者来说，绝对不能受媒体、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必须本着尊重史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冷静深入研究，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应该带头反思本国的历史教育，正确引导日本社会大众的历史认识，也只有这样，中日民间感情才可能真正迈过历史问题这道坎。
3、中日历史问题之争的实质
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日本能否正确认识侵略历史。四个政治文件。
4、安倍政府对华政策
日本近年来明目张胆地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假想敌”，在国际上鼓噪“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危险论”，将自己装扮成一个维护东亚和平的“天使”，导致东亚地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将中日矛盾视为“最具破坏性的潜在冲突”。安倍与小泉纯一郎参拜的区别。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处处设绊，招招风狠，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中日间五十年历史，也许能破解当前中日关系难题。
一、“恶邻论”与“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由“蕞尔小邦”变为与“西洋”并列的“东洋”，日本也将中国变为“恶邻”、“支那”。相互间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现在日本在国际上鼓噪“中国危险论”与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泽谕吉的“恶邻论”有相似之处。为了打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华夷体系，福泽将中国、朝鲜称为“恶邻”。他认为亲恶友者难避恶名，对待“恶友”要用武力征伐。
福泽谕吉“恶邻论”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做了思想总动员，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泛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论调的指导下，日本对华不断用武，每次中国政局的变动，背后都有日本的身影。
现在日本所谓的“中国危险论”其本质与“恶邻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时间发生了变化，邻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由于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发生变化，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甚至认为是危险。日本自绝于中国发展的契机，调整对华政策，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造成两国关系自恢复邦交以来达到最低点，甚至是危险点。
“恶邻论”也好，“中国危险论”也好，说明日本仍然没有摆脱陈旧的对华战略思想，仍然以中国为对手，甚至为敌。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如果能够抓住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与中国携手共同推进东亚的发展，是两国民众所乐视的，必然能造福东亚地区。然而，日本当政者却不愿这样想，更不愿这样做。
在国际上，日本煽风点火，借机激化个别国家与中国在领土问题的矛盾，为他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企图强拉他们结成反华同盟。同时，还变本加厉公开指责中国企图通过实力改变东亚现状。日本现阶段对华政策是宁愿树敌，不愿为友。这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安倍的反华阴谋，第一，要坚决采取不以安倍为对手的策略，彻底孤立他，绝不能被其愿在无条件下与中国开展对话的言论所迷惑，更不能让其“中国危险论”扩散。第二，加大对日民间交流的深度，加强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力度，让日本有识之士更多地了解中国坚持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决心，增强他们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信心。第三，打破安倍在国际上组织反华网络的企图，深入揭批其激化地区矛盾行为的危害。如安倍政权否认“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反映了日本现任内阁对前任内阁政策的否定，造成国内政策的混乱，由此带来与周边国家矛盾激化和国际信任危机等。
二、”脱亚论”与”共同价值观外交”
安倍二度执政后，在外交上开展了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穿梭，围着中国与欧美各国大谈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外交”怪论。实际上，日本是自作多情，各国外交政策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按照安倍的论调，欧美国家与日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都应与中国对着干。实际情况却不能如其所愿。安倍的”共同价值观外交”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能骗骗人罢了。安倍的这套外交理论，没什么创新，是新瓶装旧药，承袭了军国主义时期的“脱亚论”。
“脱亚论”的鼻祖是福泽谕吉。188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鼓吹日本应脱离“落后的亚洲”，以西方文明的姿态加入欧美列强之列。“脱亚入欧”的手段是用欧美列强对付日本的手法，对付周边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结果上看，日本当时的”脱亚论”就是“祸亚”。
日本通过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大发不义之财，更获得了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竟然做起称霸远东太平洋的美梦。最终，美梦变成恶梦。日本战败后被国际社会强令走上放弃武力和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之路。
郭沫若将中日两国比作“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地理上，日本是亚洲国家，是中国的邻国；文化上，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历史上，日本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到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列强的治国之道、强国之术，但是最终为其所害。
世界是多样性的，各国存在制度、法律、道德、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如果说有共同性，就是希望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和民生幸福。然而，安倍又重回老路，追求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外交”，就是利用美日同盟，拉大旗作虎皮，以“中国危险论”为借口，遏制中国的发展，大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意。
针对安倍的”共同价值观外交”，中国应向世界阐明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根基，中国在近代百年历史上遭受过屈辱和奴役，面对破坏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人民从不低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同时，应让日本明白：吸取历史教训，丢掉幻想，重返亚洲，诚实、踏实做一个亚洲国家，与周边国家一道为重新构建东亚文化圈，为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做贡献，弥补历史上给周边国家造成的重大灾难和惨重损失，这才是日本唯一出路。
三、“和平观”与“积极和平主义”
安倍在国际上不仅开展“共同价值观外交”，更积极推销“积极和平主义”，从字面上看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如同战后日本的和平道路，其实不然，其“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战后所走的和平之路截然相反。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虽然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但日本却得益于这一和平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日本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其中包括中国。日本的国际形象大幅度提升，至今日本仍然享受这一和平红利。
然而，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一是在国内推行经济、政治“三枝箭”，随后推出针对中国假想敌的强军、扩兵“三枝箭”，再次又发出强行修正日本历史观的“三枝箭”。二是利用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改变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掏空宪法的基本原则，无异于国家的根基被摧毁，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成为笑柄。在日本，也只有安倍敢想、敢做。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安倍还是慑于国内根深蒂固的和平观，深知修改和平宪法必然遭到民意的反对，因此，他只能另辟蹊径，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行反和平的伎俩，反映了他内心的忌惮。
尽管如此，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还是遭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批评，尤其是他极力为侵略历史翻案，遭到了世界的批判。这正是其“积极和平主义”最大破绽。我们也应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罪责，很多战后出生的人认为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历史的包袱不应由他们永久背下去。这种想法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有很深厚的基础，为安倍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提供了广阔的土壤。日本甚至中国有些人认为处理中日关系，不要打“历史牌”。这种观点无视历史和现实。对于历史问题，要时时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罪责和真诚道歉为止，否则中日关系不可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
摆在安倍面前有三条路可选择：第一条路是继续坚持走战后和平发展之路。日本国民愿意，但是安倍不愿意。第二条路是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国民强烈反对，安倍不敢走。第三条路是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迹，借口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制造假想敌，吓唬国民；利用美日同盟，制造事端，拖美国下水，让美国消耗实力，最终逼迫美国关闭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大兵，实现所谓的真正“独立”，建立“普通国家”。只有第三条路是安倍愿意选择的，也是目前正在走的路。既然如此，必须让美国意识到一味偏袒日本的潜在危险，养虎为患，终有一伤。
总之，日本不认为当年是败于中国的长期抗战，更不服当今经济总量被中国赶超。面对这样的一个邻国，中国必须坚持发展，只有发展到综合国力让日本彻底服气的那一天，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